2013年 11 月乌克兰一些民众在基辅游行示威，抗议亚努科维奇未按原许诺同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并转向求助俄罗斯，这既激化了乌克兰国内本就存在的亲欧与亲俄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给欧美等外部势力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最终引发了这场震动全世界的乌克兰危机。这场本是围绕乌克兰国内政治走向—向西还是向东的斗争，迅速演变成美欧与俄罗斯之间争夺乌克兰的对抗，使之成为苏联解体以来促使世界格局进一步变化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其后续效应将会是深远的。
乌克兰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今日的局面，事出有因，绝非偶然，植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形成的复杂历史。乌克兰历来是列强争夺的地方。俄罗斯国家的形成源于基辅罗斯公国，基辅又是东正教的发祥地，俄乌两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是，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原属波兰，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从波兰划出并入苏联，这一地区二战期间又为德国占领。自然波兰对这一地区至今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乌克兰实际上是由东西两大人为划分区域构成的。东部以俄罗斯族为主，信奉东正教，以工业为主要产业；西部以乌克兰族为主，信奉天主教，以从事农业者居多。
两大部分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或者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指出的，乌克兰是一个“文化分裂的国家”。[1]苏联时期，俄乌同属一个联邦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然而苏联解体后，俄乌分别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个问题就突出起来。加之，美欧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私利，一直以北约、欧盟“双东扩”为手段，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且将乌克兰作为志在必得的地方，从而使乌克兰内部两派力量的争斗愈演愈烈。
2004 年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策动“橙色革命”，使亲欧派尤先科上台，但不久又因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矛盾，造成亲俄派亚努科维奇掌权。对此，欧盟国家，尤其是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十分不满，但碍于奥巴马2009 年上台后，为“重启”美俄关系决定暂停“双东扩”步伐，使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也无可奈何。为了拉拢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未能加入欧盟的国家，波兰联合瑞典等倡议召开“欧盟联系国峰会”[2]，实际上是用“联系国”这个有名无实的称谓，稳住这些国家，使它们不要对入盟失去“希望”。本来在 2013 年 11 月的峰会上，亚努科维奇总统允诺出席并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但由于欧盟对乌克兰索要财政援助提出苛刻条件，导致乌克兰未能签署这一协议，转向俄罗斯求援。此举惹恼波兰等欧盟国家。它们随即利用部分乌民众不满、上街示威之机，积极插手，再度策动了又一场“颜色革命”。较之 2004 年的“橙色革命”，此次欧盟的表现更为露骨，不仅出钱、出主意，包括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阿什顿等高官也频频出现在基辅广场上，为示威群众打气撑腰。[1]
最终，在德、法、波三国外长的施压下，亚努科维奇签署了实际上准备让权的 2 月 21 日“和解”协议。不料，美国从自身全球利益出发，不愿听任乌克兰事务由欧盟主导，利用乌反对派中的极右势力推翻“和解”协议，制造流血事件嫁祸于亚努科维奇，实现“暴力夺权”，赶走亚努科维奇。
反对派“夺权”后，立即采取了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推翻各地的列宁塑像、“通缉”亚努科维奇及主要助手、宣布将亚氏送交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等一系列举措，完全是当年西方策动科索沃独立、处置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一套。这大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境内，尤其是 1954 年被赫鲁晓夫（乌克兰族）当作“礼物”从俄罗斯划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族民众，促使克里米亚决定采取 “脱乌入俄”公投。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
对于俄罗斯的强势反击，尤其是俄宣布有权出兵保护乌境内的俄族公民权益，欢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自主选择后，西方国家开始时有些始料不及，仓促应对。由于西方置德、法、波斡旋和见证下签署的“和解”协议于不顾，支持反对派“暴力夺权”，其在同俄罗斯的较量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输理”的被动地位。加之西方国家先在科索沃问题上开创了“分裂”塞尔维亚主权国家的恶劣先例，因而在阻止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公投上也理不直，气不壮。但慑于俄罗斯的强大军力，美国从一开始就公开将动武选项排除在外，强调将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俄施加压力，促其“撤军”。美国虽然扬言“制裁”俄罗斯，但深知没有欧洲国家的配合，难有成效；而美欧由于各自利益不同，在“制裁”问题上难以协调一致。要限制俄罗斯有关人士入境，但由于担心中断今后联系，又不敢把总统、外长等关键人物列入其中。美国发起抵制八国集团索契峰会，甚至提出将俄从八国集团中除名，俄罗斯表示根本不在乎，反倒是德国、日本等有所顾忌。考虑用动摇俄金融市场地位和降低原油价格的办法打击俄经济，可是，俄罗斯明确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金融关系密切相联，俄虽受损，西方也无法不付出代价。据美刊报道，美国企业对拟议中的对俄制裁普遍持谨慎态度，担心损及自身利益。[1]
其实，在美国经济刚刚出现复苏势头之时，国际能源、金融市场的大波动是否对美有利，美国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美国还不得不考虑在军控、防扩散、美军撤出阿富汗、伊朗核问题，以及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上仍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总之，尽管总统奥巴马等美国高官高调声言“孤立”、“制裁”俄，要俄必须付出“代价”，等等，而实际上连美国舆论也指出，美国可采用的手段寥寥。无怪乎基辛格博士讥讽美国领导人不了解俄罗斯，不理解普京总统，他说，“普京是以俄罗斯历史为前提的重要战略家”，“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心理不是美国决策者的强项”。[2]
克里米亚公投并启动入俄程序后，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临时政府”还会抨击一阵，但最后只有吞下这一苦果。有的媒体担心俄乌会因此发生军事冲突，这纯属杞人忧天。没有美国、北约的支持，乌克兰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抗衡俄，而且它深知一旦自己主动挑起军事冲突，反而会给俄军进入乌克兰东南部提供口实。而美国、欧盟在其各自内部困难重重的形势下，为了一个非北约成员国的利益参与战事更是不可能的。美国和北约近日的一些军事调动，主要是为了安抚波兰等盟国。
目前，美、欧同俄罗斯的博弈已转向乌克兰合法政权如何组成，以及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这一迹象从 3 月 14 日美俄外长经过长达 6小时会谈后的表态中，可见端倪。在两人都认为双方在克里米亚公投问题上分歧依旧后，克里表示：“如俄向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派兵，从而进一步加剧紧张态势的话，美国将加大回应力量”；拉夫罗夫则表示：“俄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侵入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计划。我们的出发点和乌克兰人的权益一样，俄罗斯人的权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和维护。”[1]
不难看出，美俄双方的关注点已移到俄罗斯族人群占多数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俄方的态度仍是没有意愿，但有权利，继续采取“盘马弯弓惜不发”的态势，进退自如。
迄今为止，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激烈较量、博弈中，俄罗斯占据了主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公开指出，欧盟对乌克兰危机负有责任，它对该地区的结构缺乏了解，“犯了严重错误”，“让乌克兰这样‘文化上分裂’的国家作二选一的抉择—要么和欧盟结盟，要么和俄罗组建关税同盟”。[2]
基辛格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不应把乌克兰问题视作它究竟加入东方还是西方的摊牌，“如果乌克兰要继续并蓬勃发展，就绝对不能成为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
该文对乌克兰危机的现状也有明确的预见。他指出，“乌克兰的任何一派如果试图支配另一派（以往就是这种模式），最终就会导致内战或分裂。如果把乌克兰视作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就会毁掉今后数十年力争把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与欧洲）纳入国际合作体系的希望”。[3]
乌克兰危机尚未过去，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有关各方的谈判，本着上述两位政治家提出的思路，寻找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从乌克兰危机演变的过程以及有关各方的举措中，可以得出认识当今国际形势变化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是冷战并未结束。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人们普遍认为美苏冷战似乎已经结束。事实表明，这是一种误解。何谓“冷战”，简单地说就是不用采取军事手段或“热战”，而是通过非军事冲突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刻也没有中断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它主要以北约、欧盟“双东扩”为主要工具，也就是以加入北约、加入欧盟为诱饵，利用有关国家的内部矛盾，达到推翻原来的合法政权，以亲西方的政权取而代之。前中东欧国家的转制剧变可以说是美国继续进行冷战的成果。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通过这种 “和平演变” 的方式谋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实质上也是 “冷战”。至于美国在中东欧地区得手后，在乌克兰以及中亚一些国家一再策动“颜色革命”，同样是在对俄罗斯进行“冷战”。认清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俄罗斯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坚决反击的重要意义。“冷战”、“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新干涉主义”等，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而已，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整垮对手的惯用手段。
邓小平同志 1989 年 11 月 23 日，也就是“北京六·四风波”平息以后，对外宾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
目前，重温邓小平同志这段谈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美国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表面上气势汹汹，而实际上色厉内荏，再一次暴露出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源于以下几点：
（一）由于长期从事地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的综合国力遭到极大消耗，推进全球称霸战略日益力不从心。它口头上声称大力支持乌克兰“临时政权”，但却无法满足其实际要求。明知乌克兰急需 300 多亿美元，而美国只答应给 10 亿美元的“信贷担保”。乌要求美给予军援，美碍于国内外各种因素而予以拒绝，只许向乌军提供一些“口粮”。美高调“制裁”俄罗斯，但实际手段寥寥，主要是需要盟国配合，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美国一贯采取自私自利的做法，因而难以说服欧洲盟国。明知欧洲不少国家在能源供应上有赖于俄罗斯，但当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国首脑联名致信奥巴马恳求帮助时，美国却借口技术等原因婉拒。奥巴马明知国会对美国出口战备石油有禁令，还假惺惺地表示要动用 580 万桶战备油，实际上是“放空炮”。
（二）一贯在外交上实行“双重标准”，使美国在法理上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要求俄尊重乌“领土主权完整”，而美破坏它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例太多。反对俄以保护俄公民权益为由动用军事手段，支持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公投，可是美和北约曾以同样手段肢解前南斯拉夫，策动科索沃独立，开创了恶劣先例。在俄方反驳下，美方只能“强词夺理”。这次危机愈演愈烈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美国。本来，在德、法、波三国外长的撮合施压下，乌敌对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但美国却出于私利，利用乌反对派中的极右势力制造事端，推翻该协议，实现“暴力夺权”。这不仅激化了乌国内两派的矛盾，迫使俄罗斯强硬反击，而且使欧洲盟国陷于被动而十分不满。
（三）俄罗斯多年来在北约、欧盟“双东扩”举措的不断挤压下，战略空间日益缩小，国力遭到削弱，然而乌克兰的特殊地位是俄的 “红线”。它关乎俄是否重振世界大国地位，甚至日后的兴衰，是俄绝不肯、也绝不能退让的国家“核心利益”，俄必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博弈，尤其是普京这位强势总统。乌克兰出现如今的局面，使西方有些“骑虎难下”，最终不得不吞下克里米亚“回俄”的苦果，寻求政治妥协的解决。这概因美国犯下了战略判断失误。正如基辛格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国领导人不懂俄罗斯，不懂普京，没有明确的对俄政策，只是一味“妖魔化”普京。
（四）美国国内民众已厌倦在国外用兵，而且俄罗斯虽已实力削弱，但它的军事力量依然可以同美“叫板”。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根本不可能对俄动武，一决雌雄。所以，奥巴马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军事手段排除在外，在同俄对抗中暴露出了自己的“软肋”。这也成了美国这次“色厉内荏”的根由所在。至于经济金融制裁手段，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联系密切，实施起来必定会是把“双刃剑”。尤其是对于经济形势虽然不好，但资源十分丰富的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它不可能不采取“报复”措施。
因而，美国要想真正打痛俄，并不容易。美欧等国之所以迟迟不敢采取经济金融制裁措施，实是担心伤及自身。
美国这次在同俄罗斯的激烈博弈中，又一次暴露出它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下降的大趋势。
三是正确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面对错综复杂的乌克兰危机，中国本着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精神，既考虑到中乌关系，更是从国际形势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妥谋对策。具体来讲，就是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既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贯原则，又实事求是，或者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对待这次乌克兰危机时，要考虑到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事出有因”。本着对冲突双方一贯“劝和”、不选边站的立场，既力促各方保持克制，减缓紧张局势，寻求政治解决危机的办法，但又量力而行，不急于直接介入调解争端，提出具体方案。同时，保持同各方的接触，欢迎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推动政治解决的举措，以利于寻求各方均能够接受的办法。
我国在这次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正确妥善应对，成为我国外交在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又一成功之举。它再一次表明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